现在玩捉迷藏天色确实太黑了点

【快新】跳舞有时1

|快新

 

 

 

 

1

对于工藤新一而言毋庸置疑,追着球跑是件乐趣无穷的事。

世界上仅次于解谜的趣事,就是二十个人和一颗球在七千平米的场地里来回高速移动九十分钟以上,还有两个人隔着105米遥遥对望负责提心吊胆。如果没有那颗圆溜溜的小玩意儿,还能促使他全力奔跑的无非就是逃跑中的罪犯实和闹脾气的女友。幸好他的女友不常闹脾气。

然而奔跑终究是件费劲的事情。六月下旬,布鲁克林的气温稳步回升,将长袖衬衫收进衣橱的角落,穿着体恤衫出门,也免不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这都是为了赶上拍卖会。

他要去的不是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会的举办公司在同行间毫不起眼,也没什么名气,而此类储物拍卖本身则更像某种清仓甩卖的促销活动,在典当行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今天兼并替代了它的功能。如果不是有希子的请求,他绝对不会出现在这里——一栋破败得不合常理的褐石建筑,看起来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遗留物。曾经的中产阶级将它当做甜蜜的窝。

实际情况还要曲折一点,活动真正的举办地点在后院的温室改造的会场里。同样地,那里也早已失去了原本的功能,没有了不知去向的屋主富庶之余把玩的植物,留下的只有一间脏兮兮的玻璃房,孤零零地圈起一块还算宽敞的地。你满怀敬意绕过前面这栋摇摇欲坠的危楼,就像在街头迎面碰上一个古稀的老人,宁愿用他那双颤抖的膝盖行路,也不肯借助拐杖或轮椅。你对这份固执肃然起敬,同时绝对不想与之有任何肢体接触。

会场内松散地摆了几排仿佛是从社区精神病互助协会借来的折叠椅,即便数量称不上多,还是令人怀疑能不能坐满。工藤新一抵达时,玻璃房里只有不到十个人。褐石楼的阴影塌下来,将温室分成明暗两半。

克莉斯·温亚德的遗物就在这里拍卖。

 

像一场精灵的恶作剧魔法。工藤握着号码牌想。

在他返老还童的时候,有的人被困在无尽的青春里;当他夺回属于自己的时空,不老的魔女却如常死去了,连这个国家女性寿命的平均线也没够着。

她的尸体没有在大案破获当天被发现。乌丸莲耶吞枪自尽,而她也许逃走了,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更可能照旧大摇大摆地混在纽约八百万人中间),靠着易容过了几年清闲日子。但她最终还是死了。也许是得了病,或是决定自杀,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命不久矣后,她给有希子写了信。

写信。

工藤新一心中好笑地哼了哼。

贝尔摩德从不写信。作为一种联络方式,它不够高效,不够隐蔽,对于过去的某个组织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她作为莎朗·温亚德的时候,偶尔也会迷恋低效的方式,而如今贝尔摩德已经消失了。虚构的丈夫,不存在的女儿克莉斯,千百个分饰的角色全都离她而去,现在她只剩下自己。于是她写信告诉工藤有希子拍卖的事。

“我以克莉斯的名义请人来鉴定,今天下午他们刚刚把可以带走的东西打包好,明天派车来取。也许你会对其中一些收藏感兴趣,虽然它们恐怕会和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混在一起叫价,谁知道呢,拍卖品列表里没准还有荷兰人的旧衣柜。总之我不会白白送给你。你的宝贝儿子给我添了不少麻烦,这点补偿金是你应付的。”

信寄达工藤家在纽约的住址时,莎朗已经去世一个月了。

有希子将信气愤地丢进没有生火的火炉,在沙发上度过了一个沉默的下午之后,又把它捡了出来。

如果她在意,她就应该自己来,而不是把这件事丢给儿子。他又不知道有希子会对什么样的东西感兴趣,他甚至都看不出哪些竞拍品属于莎朗。奉行神秘主义的女人将信条贯彻到最后一刻,匿去了竞拍品来源。美国的大明星会喜欢收集什么,加利福尼亚海岸边的别墅?工藤新一暗自抱怨,同时又有点伤感。当他想到贝尔摩德,以为眼前会浮现出一支对准灰原哀的冰冷枪管,然而事实是,他只模糊地记起一副犹豫的神情,出现在不被允许犹豫之人的脸上。

一座家用小圣母像,一架打字机,五张纯棉花被,荷兰富商的旧衣柜,居然真的有;希伯来文精装本圣经,一台缝纫机,还有一些在大卖场和北欧家具连锁店都能买到的东西。竞拍品轮番登场,十五分钟后,工藤新一猛然醒悟,虽然迟缓但还算及时。他意识到妈妈想要的不过是一些回忆,以免将来的某一天想起莎朗,像自己方才那般脑袋空空。哪怕她可以回忆的有关莎朗的内容比自己丰富得多。

“一本日记。起拍价十美元。”

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丝若有似无的不寻常,立刻举起号码牌高喊:“十五美元!”

于是日记归他了。

他接连拍下一些相册,留声机,电影胶卷,一切有可能的事物。尽管他不认为贝尔摩德会留下如此私人的痕迹,但那是他知道的贝尔摩德。在组织重创后著名演员克莉斯·温亚德彻底销声匿迹的这几年里,说不准其为人作风有所改变呢?

拍卖会结束时,工藤新一的成交率全场第一。十几箱杂物和一些非常、非常旧的东西,前前后后填满工藤家的地下室。他将它们暂时搁置,上楼继续写那被打断的课题报告,认为最好等有希子回来一起整理。他有预感,到头来他们多半会发现,大部分物件与莎朗·温亚德毫不相干。

他自认镇静地往电子文档里新增了两千字,然后绝望地把它们删除,起身返回地下室,开始检查他的所得物。

一个接一个划开被胶带封住的纸箱,惊异于人在购物时的忘我状态,他发觉自己对于大部分物品已经没有印象了。工藤打开一个塑料储物箱,里面是成捆成捆塞得满满当当的底片;打开相邻的箱子,依旧如此。同样的情形连续发生了七次,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该不会把那间温室里所有的底片都买下来了吧?这些东西究竟分别有不同的来源,还是全部属于一个人?那个人会是莎朗·温亚德吗?不管怎么说,这未免也太多了。

工藤取出其中一捆,随手挑了几张举起来对着灯光查看,一边想着在数码摄影大行其道的时代,什么样的人还会执拗地使用底片,并且是黑白的。

 

似乎是一些人影像。不,不是一些。是很多。

他所查看的每一张都包含至少一个人物,仿佛这个储物箱是一间迷你肖像画廊。只是辨认具体内容的过程很考验人,透过负片的反色想象照片原本的样子十分困难,几乎不可能,哪怕是工藤新一也一样。突然,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应该扫描它们,就用工藤优作书房的扫描仪。

底片冲洗工艺不是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就能学会的,他没有设备,也没有技术,扫描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工藤新一对这些照片怀着没来由的信心,驱使他相信它们有特别之处。也许因为整件事本身就有点儿特别?从一开始莎朗的选择就很奇怪,坐落在罕见被如此轻率对待的褐石建筑里,设于曾经典雅和富足的象征之中的拍卖行,甘于默默无闻,做些底层的拍卖,像个二手市场,救人于经济上的水火,替他们出些不要的东西。

不要的东西?

工藤站在扫描仪前,将第一张底片面朝下放置,随后把盖子压紧。

七个储物箱里大约有上千张底片,这些全部都是某个人不要的东西?

可是没有谁会买底片,它对所有者以外的人毫无价值。如果想要在拍卖行提成后还能有足够的钱到手,他就该挑点别的拿去卖。又或者,那个人的生活早已化作炼狱,沦落到连底片都抱着碰运气的想法一售了之的地步。

扫描仪不间断地工作着。机械性地录入了大约五十张左右,工藤回过神来,认为可以暂时停止了。他去电脑里查看编辑,将底片中的人与风景还原成它们被捕捉进暗箱前的样子。

 

人脸,半身像,侧影,回眸一瞥,一张接一张。

在街头,在公园,在发廊,在地铁,在建筑工地;失望的,警觉的,厌恶的,轻蔑的,好奇的;忧郁的,亲切的,高傲的,热情的;衣冠楚楚,落魄不堪,白发苍苍,蹒跚学步——几乎全部位于镜头的仰视角。连那些本该处在低处的孩童,他们中许多也没有例外。

所有这些陌生的面孔与镜头间的距离都维持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之上,以一个亲密却又疏离的立场被记录下来。

工藤望着这些照片,一张接一张,平静的暖流缓缓涌上背脊。

隔绝初夏躁动空气静止无风的室内,忽然显露出生命跳动的活力与包容力,此刻关于世间百态,仿佛皆可报以一个超然世外的温和微笑。他安心地敲着空格键,无礼地盯着身处另一个陌生时空的人们来回打量,而这些陌生人们则越过他的头顶,盯着他视线所在的上方。

他们这是看向哪儿?

工藤将要落到空格上的手指停在半空。

他们没有看镜头,因为镜头在低处。

 

他们在看那个拍照的人。

 

工藤新一惊醒般想起,刚才扫描完毕的底片被他当作已经完成使命的道具,正杂乱地摊在书桌上。他几乎是愧疚地将底片归拢,仔细叠放整齐。接着冲下楼,将地下室里其余装有底片的箱子全都搬到书房。

将方才取出的那部分底片放回去时,他发现储物箱内侧写着“摄于”外加一行小小的日期,显示是三年前的二月至十一月。查看剩下的箱子内壁,工藤发现这堆底片的拍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年前。

那一年工藤新一摆脱了诅咒,重回原本的人生轨道。那一年充满了希望和膨胀的幸福感。

他思索片刻,然后拿起电话拨打拍卖行的联系号码。

“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什么人拍摄了那些底片?就是四十三至四十九号竞拍品,箱子里的那些。”

“请稍等。”

他听见话筒中纸张翻阅的声音,感叹记录方式的原始,一边猜测自己也许会听到克莉斯的名字,或者贝尔摩德。后者作为一个包含着趣味的身份暗号,只有过去参与了那场较量的人才能一目了然。更可能——什么也没有,因为交易品的来源被匿去了。可底片的所有者不一定等同于拍摄者不是吗?

接线员回来了。

“摄影师的名字叫快斗·黑羽。还有别的需要帮忙吗?”

这么说它们确实全都出自一人之手。

这么说是个日本人。

 

他诧异了一下,随后坦然接受自己猜错了的事实。并且越发担忧起拍得的物件里究竟有多少属于莎朗。

转回电脑前,工藤新一再度端详这些照片,那股奇妙的感觉又从他的冠状动脉里升起来。

当他凝视照片中一双双黑白的眼睛,某种鲜活的情绪便朝他迸发扩散,扑面而来,具体得仿佛能伸手将被侵犯了肖像权时,他们中一部分人下意识流露出的不满捏进手里;鲜活,且转瞬即逝。在某处他全然不知的地点,某个他也许正走神的瞬间,那位摄影师却在场,以一种巧妙而狡黠的方式,牢牢攥住了流水。它们没有从指缝溜走,而是辗转来到了他的面前,就好比再险峻的地势也不能阻止河流去往它想去的地方。

工藤忽然缩了缩脖子。他环顾四周,确信书房里只有自己,刚才自大的想法不会遭到泄露,便好笑地放心下来。

如果用常理看待这项比喻,河流的终极目标自然是大海,争分夺秒地忙着汇聚到几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低洼里去,不会为某个人驻足。这些照片原本可能有更伟大的目的地,比如现代艺术博物馆。

当然,也可能中道崩殂。就像现在这样。

工藤回忆着那栋积木一样的白色建筑,以及里面所展出的有名有姓,颇具来头的艺术作品。他不是专业人士,压根想象不出能够在纽约时报和艺术期刊上发表评论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七箱照片,七箱从一个谁都能掺一脚的公共储物拍卖上得来的,未经冲洗的底片。

他只知道自己认为它们不错。事实上,是相当喜欢。

在思绪来得及漫游更远以前,有希子回来了。

从声音判断,她起码两手各提着六只纸袋,每只里装的东西都不是很重,但合起来有点分量,互相碰撞摩擦时蹭出些速度很快的窸窣声。

工藤下楼中途,通过扶手缝隙向下窥探,提前验证了推测。客厅的地上赫然多出一堆五颜六色的包装袋,而工藤有希子已经躺进沙发里,看也不看它们一眼。

“你原来在家啊?”工藤新一走近时,她仿佛才察觉到似的睁开眼,“怎么不到门口接我?我拎了好多东西,重死了。”

“因为你身强力壮,健步如飞。等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有希子的抱怨并不是真正的抱怨,那只是她证明自己魅力的方式。她在乎的不是到底有没有人在她进门的时候接过行李,而是有没有人愿意为她突发奇想的情绪买单。通常这个时候工藤优作已经道歉,并上前替她揉揉肩膀,接着他们会讨论晚餐的内容。而此刻,面对与丈夫完全不同的,毫不留情的回应,她立刻由半开玩笑的娇嗔,转为实实在在的不悦。

那个摄影师会乐意拍她的。

工藤新一忽然想。

随后他很快被自己的念头弄得有些莫名,他的思考方式原本并非如此。原本他将会立即考虑如何安抚开始闹变扭的母亲,尽管这纯粹是他自找麻烦。

然而希子却没有再说什么。她的儿子本以为她会大张旗鼓地控诉一番,把自己说成全世界最不幸的母亲,用胳膊锁住他的脖子,拿指关节顶他的太阳穴直到他疼得求饶。可这些都没有发生。她依旧不快,但又显得没有力气去不快。

“爸爸呢?”

工藤新一决定开启另一个话题。

“他有个晚宴要出席。”

“却没有你在场?”工藤吃惊道,“你不会错过这种场合。”

有希子揽过抱枕,把脸整个儿埋进去,闷闷地说:“因为我好累。社交女王也有权休息。”

你算哪门子社交女王啊?大部分时候你只是沾爸爸的光而已,就像你在脱口秀上照本宣科的推理!要是打扮漂亮离家去到一个特定的房子逗留几个小时再回来就算社交女王的话,这个社会就需要创造一个级别更高的全新词汇来指代真正的社交能人。女王的头衔已经没有那么值钱了,现在世界上(如果考虑得简单一点)最有权势的称号叫做总统。社交总统!听上去蠢死了。

工藤一边在心里刻薄地攻击她的措辞,一边蹲下来轻轻捏了捏她的手掌:“那么如果你觉得休息够了,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哪些东西属于莎朗,拍下的物件都在地下室里。”

有希子“嗯”了一声。

她在沙发上一直躺倒天黑,直到空荡荡的胃向内塌陷的感觉过于强烈,才爬起来给自己煮了一盘通心粉。工藤新一听见餐厅的声音,从书房出来问有没有自己的份。

“为什么不早点说?现在没有了,你自己搞定。”

难道儿时记忆中准备三餐时考虑到一家有三口的有希子是他的幻想吗?其实这个女人根本没有干过那种事?工藤悲伤地追忆着。他不敢让自己碰厨具,只好草草弄了份蔬菜沙拉配咖啡。

他们异常迅速地解决完生理需求,把盘子丢进水池,默契地一块儿往地下一层走。工藤的设想中本来最好在天还亮的时候整理物件,地下室珍珠色的装潢加上钛白色的日光灯在晚上白过头了,让人想起会被无影灯直射的手术室或是停尸房之类的——老实说他只是嫌刺眼。

开始筛选拍得的物品后不出所料,大多历史感十足的玩意儿都不是莎朗的,包括那本最开始的日记。不过,她倒确实留给有希子不少东西。他们在声称是一堆胶卷的箱子中竟发现了首饰。耳环或手链,镶着水晶的发卡,真金白银居然就这样被怠慢地丢进胶卷盒,若不是工藤拿起某个带盖子的小圆筒时注意到里面发出像石子一样的声音,这些首饰也许就直接进回收站了。有希子认出了它们,其中还有她和莎朗在魔术师门下当学徒时,她曾羡慕过的吊坠。她问莎朗从哪儿买的,被告知那是订做的,遗憾了好几天。

有希子捧着一罐罐胶卷盒低头发呆,长发从肩膀滑落挡住了她的表情。有一阵子工藤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抬起头时脸上反倒有了微笑。

工藤不再担心她了。

现在这件事又多了点寻宝的未知感和兴奋。有希子恢复了往日的聒噪,她开始能够扯东扯西,在毫无关联的话题之间跳跃。

“对了!阿新快放假了,我们去旅游吧?你好久没和爸爸妈妈一起旅游了。卢森堡怎么样?威尼斯呢?”

“那两个地方相距六百公里,你最好慎重对待行程。”

“我只是举个例子,不一定都去!真是的。”

“是都不去。暑假我想留在纽约做考察,预备开学的课。”

“你这么着急毕业?”

“对啊,早点修满学分不好吗?可能的话我还想念硕士。不过我保证离开学校以后有的是时间旅游。社会学的前途无限以至于没有前途,我大概会失业两三年,在这期间随便去哪都行。”

实际上,他只是已经过了能把长途飞行对脊椎和膝关节的折磨,当作新奇体验纳入到人生经历中去的年龄。反正都要受这种苦的话,为什么选欧洲而不是日本?日本好歹有毛利兰在,这一件事就给那座岛加分不少,使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岛国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了。

“哼,是吗。”有希子身为女人的直觉让他毛骨悚然,“那你留在这儿是想做什么主题的考察?”

在来得及撒谎之前,工藤新一意识到自己已经脱口而出。

“街头摄影对城市发展以及流行民俗变迁在当今社会的记录作用。”

有希子迷惑地眨眨眼,随后默认并忘掉这个答案,继续搜集有关莎朗的回忆去了。

 

但他总不可能真的去研究这个主题吧?

再次想起这件事,是他交掉论文拿到整节课最后那点分之后了。某个晴朗的早晨,一夜未眠的工藤新一轻松地敲下邮件发送键,舒展四肢,将后背贴到办公椅柔软的靠垫上去,然后那上千张底片从记忆的角落里跑了出来。

它们似乎被忘在书房将近一周了,期间却没有人提醒他。这也难怪,因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底片的事,而工藤优作实际也并不在书房工作。比起把自己关起来,如今的优作会选择在客厅和有希子待在一起,除非她实在吵得超出忍耐范围。不过近一周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无人工作的工作室便只有钟点工打扫的时候进去过。

想到这里他愣了一下,突然发现钟点工是有可能把它们当成垃圾的,立马从椅子上弹起来冲向书房。

底片安然无恙。只是被挪到一边,以免吸尘的时候碍事。

他突然就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了。

不属于莎朗·温亚德的竞得物早就被毫不留情地处理掉了,而一位与工藤家毫无瓜葛的陌生摄影师五年来的作品却秘密地幸存了下来。现在怎么做?把这里所有的底片全部扫描一遍?可是他哪里有那么多时间?他正在放暑假呀!

是啊,暑假!

从两个月前,工藤就在计划下一组两个月要做的事,恨不得将行程填满每分钟,好像某个早晨的八点到九点之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诸如汽车抛锚之类的意外,吃完早餐后一定能够精确到整点出发。

对于一个广袤的国家而言,夏天中的两个月有着无数不同的诠释。本来他可以即刻出发去验证。

他计划去墨西哥湾周边逛一逛,幻想着摸进德克萨斯边境的走私行业窥探一二;去阿拉斯加避暑也不错,就像在日本谈到避暑便想起轻井泽那样自然,伫立在河谷下眺望冰川,并假装自己钓的到鱼。他也想过追寻蓝调的起源,沿着密西西比河一路北上,以一个外国人的立场,事不关己地认为南方棉花地上曾经劳作者的后代至今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可以从新罕布什尔游历到佐治亚,循着过去的足迹重温自东盎格鲁到马萨诸塞的往事,想象着最初的十一年间离开故乡的人们,慢慢地将阿尔比恩的种子洒满北美的东海岸。

而不是首先躲在爸爸的书房里,枯燥地花两天甚至更多,将几千张底片扫描进电脑。

唉,帮帮忙吧!现在因为那个谎,他已经自掘坟墓,被困在纽约啦。

就算着手去做,他还得花时间一边扫描一边分类整理呀,否则查看的时候完全凭随机,会让人失去耐性。

手机忽然适时地响了,在工藤对着底片干瞪眼的时候解救了他。如今他再也不用确认发出声响的手机是不是属于“工藤新一”,并以此决定是否需要预备一只红色蝴蝶结。而当他发现那是来自毛利兰的视频通话邀请,郁闷顷刻间一消而散。

但接通时他还是装作一副被打搅的样子,谁也不晓得他究竟在忙什么。

“抱歉,是不是太突然了?新一现在不方便?”

“也没有特别不方便啦,”他挠了挠脸颊,“怎么了?”

“这下我可有点没信心了……其实,我已经订了去纽约的机票,但是没告诉你。因为放假了,所以想来见你,可没有考虑到新一也许暑期还会有学科外出实践……”

“没有没有,我可没说过有那种东西!你什么时候来这边?”

“现在!我在机场呀,你看不出吗?”

可他连自己的房间都还没有收拾!更不要说客房了。工藤新一陷入慌张之中,哪怕离他的女友落地还剩十二个小时,期间通过恰当的家务技巧掩饰好自己邋遢的生活作风绰绰有余。

对了。

“兰,有东西想发给你看,暂时先挂一下。”

他上电脑点开毛利的对话窗口,将一周前扫描的五十张照片传送过去,很快有了消息。

“你从哪个网站看到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总觉得摄影师看待人们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眼里看出去的世界更具力量,也更具温情。”

“而且很美好。”

“在看到大约第十五张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笑。你能明白吗?”

当然,他再明白不过了。

他告诉毛利这不是从哪个网站上下载的,这是他在一场公共拍卖上偶然得到的。

“你真幸运。”她回复,“我要登机了,等到了纽约你再详细和我说说好吗?”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其实我还想让你帮忙把剩下的底片一起扫描归档。”

毛利不再有新的回应,她应该已经收起手机准备飞跃日界线了。

工藤关掉聊天框,如同十分钟前交掉论文一般轻松,可以说,远比那如释重负。只是他没来得及告诉毛利,自己恐怕做不到“详细说说”。因为对于这些令人莞尔的美好照片,以及拍下它们的摄影师,他知道的不比毛利兰更多。

关于黑羽快斗,他根本一无所知呀。

 

毛利兰落地时,迎接她的是一个哈欠连天的男友。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这是因为赶论文。”

毛利狐疑地看着他。

“总之现在赶完了,”工藤义正言辞道,“我是自由的了,可以陪你到任何地方。你想从哪儿开始?”

“你的床铺。”

“…这不太合适吧。”

“非常合适。我估计还有枕套,被单,塞进衣橱深处没洗的袜子,发皱的衬衫,可以着手开始的点太多了。”

莫非只有他过去十二个小时以来脑内充满一些羞涩又甜蜜的期待?而他的青梅竹马在旅途中想的一直是他藏起来的臭袜子?

有希子从工藤成年起就拒绝再替他盥洗日用品,甚至连钟点工都被吩咐不准施以援手,整件事就是一场灾难。他好歹不是个废人,他只是永远成为不了擅长家务的人。

毛利见到工藤精心粉饰过的房间,只觉得他仿佛从来没有变化,和中学时一样,也和高中时一样。这令她安心。

她第一次听说他要放弃解谜时,还以为要世界要毁灭了。不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终于成真了,就是美国向中国和俄罗斯宣战了,而可怜的日本是核弹试射的前哨站。

“不。我不是疯了,我只是想去学社会学。”他说。

但她不明白啊。她当然知道“社会”的意思,可“社会学”?那是什么啊?这个平凡的词一下子变得晦涩难懂。她总以为他会去学犯罪心理学,或是刑侦学之类的,后一个是她心里现编的词,她也不清楚有没有这个专业。

“我暂时不做侦探了,”面对毛利,工藤总是很有耐心的,就算他装作不耐烦的样子,“侦探是一个依存于事件才成立的职业。如果我恰好得知一桩尚未实施的犯罪,我当然会全力避免让它成真。但是大部分人都很难在坏事发生前阻止它吧?你根本不知道犯罪何时何地会发生啊,如果那件事和参与其中的人物与你全然没有联系,你怎么可能提前察觉,又如何防范呢。”

毛利认真地倾听着。

“但我还是想尝试预防犯罪,”工藤把手插进校服口袋里,这是他最后一次穿这件蓝色的制服了,“我不想再当一个悲剧发生以后才有用武之地的家伙了。”

她点点头,拥抱了他,接着五个月后送别他前往地球的另一端。

 

“新一,你还在别的地方藏了衣服要洗吗?”

“没有!”工藤没好气道。

几年一晃而过,如今工藤从自己的房间被赶出来,无聊地坐在客厅干等了半小时,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证据任由毛利发掘处置。

“好了,全都搞定了,”她以刚刚完成了杰作似的心态站到工藤面前,“只要等洗衣机转完就行了。现在带我去看看照片吧。”

看来他们的志趣难得一致了,工藤新一对毛利兰或许终有一天也会喜欢上《福尔摩斯》重燃希望。

毛利跟着工藤走进书房见到了那些箱子,惊呼道:“你没告诉我有这么多!”

“现在你知道了。”

“你要扫描全部?”

“对。”

“你要把它们全都存进电脑?”

“正是。”

“那么保存完以后,你打算拿这些照片干什么呢?”

干什么?

他木楞地瞪着毛利,仿佛听不懂似的。

干什么?天呐,他还自诩逻辑推理的专家呢,他甚至曾经是个侦探!不是帮有钱夫人找猫,或者跟踪她们怀疑有外遇的丈夫的那种侦探,而是确实能破案的侦探!干什么?他开始忏悔并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低估了毛利,好像第一次意识到她的思维是如此地冷静、敏锐、直击要害——干什么!

他留下这些照片想干什么?

他竟然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是一股强烈的推力促使他去这么做,心底一直有个声音告诉他必须保存好它们,为什么呢?这毫无道理啊。难道就因为它们是他一届外行眼中的杰作,他很喜欢罢了?还是说那些陌生人的眼睛透露出某种躲躲闪闪的吸引力,散发着社会学家无法拒绝的气息,令他忍不住想要去挖掘其中的隐性规律?又或者——

“真好奇拍下这些照片的人是什么样的。也许是个很温柔的人,因为他会蹲下呢。”毛利说。

“你说什么?”

“嗯?”

“什么叫‘会蹲下’?”

“就是那些孩子。那五十张里照片里的许多孩子们看起来都在水平视角,甚至是轻微的仰角,说明拍照的人蹲下来了,而相机的位置则更低。”

她真是出色。看待事物细致而客观,且善解人意。而他,那填鸭式地塞满了从孔德到霍曼斯的理论的大脑,没有一丁点进步,反而越来越懒散,整个人如同凭惯性向前滑去的火车,丝毫没有察觉引擎早就熄灭了。

没错,因为好奇。一个声音说。

你留下底片,是为了满足你那一点仅存的,曾属于谜语爱好者的好奇心。

 

“我们来扫描吧。”工藤心情舒畅地挽起袖子,“想从哪一箱开始?”

“你说箱子里有标明日期是吗?”毛利思考了一下,“从最近一年往前扫描怎么样?就像了解一个人总是先认识现在的他,然后才有机会接触他的过去。”

 

最近一年的底片摄于去年十二月。

他们以三十枚作为单位,每到这个数字便归档一次。毛利在落日时分踏上纽约的土地,抵达工藤宅时早已入夜,而关于底片的整理工作则持续到将她在飞机上借睡眠所储存的精力全部耗光,脑袋一沾到枕头就昏迷过去。直到那时,他们总共才录入了四百张不到,还有更多底片等在箱子里。

工藤却反倒不困了,连哈欠也不见一个。

毛利在客房熟睡,而他返回书房,重新检查他们的战果:属于某个城市的,被记录下来的一整个冬季。

会是哪儿呢?

这样的想法一旦冒出来,便迅速在脑子里生根发芽。工藤点击鼠标的频率逐渐变高,开始以特定眼光审阅这些照片,关注的着重点放在能证明这些照片摄于何地的信息,一栋标志性建筑,一个地方品牌的商标,一种特定的习俗或行为,任何类似的事情。

软件不断闪烁着,一张张照片跳到他眼前又匆匆退下。某一时刻,他突然感到厌烦。那些美妙的图片竟变得可恶,它们隐瞒线索,像是有意刁难他。工藤发现他根本在干一件蠢事,自我厌恶地撇开视线,将手从鼠标上拿开。

可他依旧忍不住去猜想答案。

没有证据,推理便只是推测。

也许就是纽约呢?既然照片中的主角以高加索人种居多,而路边的商店标牌使用英文。他就不假定美国以外的可能了。这个摄影师的底片出现在纽约的拍卖会上,至少说明他曾经也想咬一口人人垂涎的大苹果,并且拥有一个能够让他存放这么多底片的地址。新约克多么具有迷惑性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街头摄影师们趋之若鹜地前往东海岸最了不起的城市角逐搏杀。当人们追逐梦想,人们就去纽约。

他揉了两下眼睛,睡意似乎重新涌上来了。

这时,他才想到去打量方才被他忽略的,在他停止搜寻式的快速浏览的同时停留在屏幕上的那张照片。

那是一名清洁工,满脸疲态地靠在墙边,躲在某处脚手架下面避雪。之所以认出他的职业,是因为他穿着即便黑白照片中褪去了颜色也依旧显眼易辨的荧光背心。他倚着一家正在翻修的店铺外墙,沾上石灰粉的窗户不够通透,但仍映出了镜头装不进的反方向的光景,车灯集散的光点与蜿蜒扭曲只剩一道白色轨迹的霓虹,从中足以瞧见一隅繁华都市。

工藤新一思索着,端详着眼前的场景。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全美的现代化城市不胜枚举,每分钟都有无数项建筑工事同时进行,每天都有上千万吨脚手架被搭建或拆卸,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出现一名像这样的落寞清洁工,跻身于城市的某处抗拒却无奈地工作着,既没有体面的报酬,也没有职业自豪感。

工藤盯着这个人。这个长着一张南美洲人的脸,有着卷曲且蓬乱的头发,肥胖,困倦,没有希望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讨厌他。要是他能脱掉那件背心就好了,这样也许他就能看到背心之下的工装上印着清洁公司的名称,哪怕是缩写,接下来只要把字母组合丢进谷歌,很快就会有结果。

他站起来,走回房间,落进毛利重新铺整过的松软床铺与黑暗之中,再次睁眼时已是第二天中午。

 迷迷糊糊中,似乎从哪儿飘来一阵味增汤的香气。他挣扎着起床前往餐厅,不出所料,桌上摆着他想念已久的和式料理。毛利兰正从开放式厨房的灶台后面出来,手里还端着土豆饼。

“早啊!虽然已经不早了,不过你起得比我想象的早多了。你刷过牙没?”

没有。工藤心满意足地遛回自己房间的盥洗室,快速梳洗一番,又奔回餐厅端正地坐下,双手合十,接着动筷。

“对了,新一的爸爸妈妈去哪了?”毛利问,“我还在奇怪怎么没看到他们,是去朋友家过夜了?”

“度假去了。老妈在听说你要来的瞬间,临时买了机票拉上老爸飞走了。”

她发现撇下儿子不会造成他在脏乱中得病或是饿死,或是连吃三个星期高热量快餐被送进手术室,便立刻放心地撇下他交给毛利兰全权处理。似乎已经没有人记得工藤曾独自在日本顺利生活过三年,按理说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只是偶尔活得不太健康。

“无情的父母。不谈这个了,今天去哪里逛逛?你想去美术馆吗?”

“咦?我们要出门吗,那底片怎么办?”

“底片嘛,有的是时间处理,不一定非要今天。”他避开问题。

“好吧。你想带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不过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过几天是不是独立日?我还没亲眼见过美国如何庆祝它的生日呢。”言下之意,她很感兴趣。

“行啊,那要做好7月4日一天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准备。”

虽然工藤觉得独立日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对他而言那只是个持续一天的小短假,在拥有暑假的学生眼里根本不痛不痒。

“太好了,那今天先扫描底片吧,至少把去年的那一箱搞定。”

工藤噎了一下。

“那些照片,它们会对你的学业有帮助吗?我是说,研究社会就离不开研究人,这样想对吗?”

“不完全错。但我们不研究个体,”工藤夹了一块鱼肉往嘴里送,“研究个体的困扰通常对研究社会的议题没什么帮助,会被限制在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想象力中。1929年的纽约,一个失业的股票经纪人沦落为流浪汉,被赶出公寓只得住到中央公园的贫民区里去,抓破脑袋也不能再次得到一份工作,最无助之时不得不去偷去抢,不得不走上犯罪的道路。难道是他不够努力的错?只要他足够努力就能解决个人的困境?当然不。但社会学家无法去施舍他一顿饭,无法承诺他有关温饱的任何事,如果哪个人想真正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就不能沉浸在无尽的同情心中。更何况,”他停顿了一下,“那时候美国根本没有像样的社会学研究。以防万一,我得申明,经济学家不负责解决经济问题,而负责解释为什么它们没办法被解决。所以。”

他恶狠狠地咀嚼米饭,将饱含淀粉的颗粒碾成一团浆糊。

 “要是有谁会指望通过那些照片里的人以及他们的脸上的喜怒哀乐看出什么门道,就只有天真的人类学家。”

毛利兰有些难过地看着他。

“那么,”她说,“你在社会学中找到阻止犯罪的办法了吗?”

 

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到时候他会失去幽默感,从头发丝到指甲盖都塞满左翼狂想和陈腐之言,并对方法论持有最热忱的兴趣。他会在历史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茫然不知所措,然后落进精致而乏味的形式论中,没完没了地对抽象概念进行拆分重组,却对近在咫尺的事实与教训视而不见。一言以蔽之,他会变得软弱且固执,乐观且偏执,他会瞻前顾后,晕头转向,信念受到挑战,灵魂遭到入侵,最终变成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

那一刻早已悄然降临了。

 

“我吃饱了,谢谢!咱们继续昨天没干完的活吧。我来洗碗,你坐着等一下。”

水划过掌间时柔和的感觉让他找回少许平静。他们收拾好桌子接着回书房。毛利走在他前面,关于方才他面对提问时的哑口无言只字不提。她不去评价,连难过的表情也立刻收起来,不假定他必须尽快接受谈心疏导或任何建议,也并不得意洋洋地揭发他的现状以炫耀其女性的洞察力。她只是不做任何疑问地给予他现在最需要的——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并且从仁慈的沉默中透露出,她不是将担忧积蓄起来,以便将来某一天翻总账,而是相信他有办法自己解决。

“昨天我睡下后你把整理过的底片又放回去了?”

“对,我……等一下,听我解释,我没有把它们乱塞一通,混在还没扫描的底片里分不清。我摆的时候特意换了个方向。”

“哎呀,是真的。我才发觉我们应该再备七个箱子,用来存放已经归档的底片免得混淆。”

“阁楼里应该会有——”

“我去拿!”

毛利没等他说完便冲了出去,留给他一段独处时间。她太过体贴入微,像对待一件易碎品,这令工藤有点哭笑不得,但又很受安慰。

他重新坐回电脑前,发现昨夜他竟然忘了关机就去睡了,待机画面褪去后,那个拉丁裔的清洁工还停在屏幕上,一厘米也没有移动过。

工藤叹着气,想要摆脱这号人物似的,敲下空格前往下一张。

但他失败了。

拉丁裔的肥胖男人照旧站在那儿,甚至离镜头更近,好像照相机从原本几个身位开外一下子飞到了他鼻子底下。但他不再疲惫落寞,不再显得奄奄一息,相反,他露出了腼腆的笑容,看向镜头上方的眼中满是血丝与宽慰。

他手里多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工藤呆呆地愣在那儿,动弹不得。

也许他是总算冷得受不了,想喝点热饮暖和一下,在如愿以偿露出满足的表情时,那个摄影师在一旁伺机而动,立即上前抓住这一刻。工藤一边说服自己一边继续到下一张,脚手架框起的狭长通道中清洁工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并没有完全留给摄影师一个背影,而是侧过身远远向着镜头挥手。

工藤无法继续欺骗自己了。不仅如此,他还现在还要为自己的狡辩羞愧。

——那个摄影师给清洁工买了一杯咖啡。

事实就是如此。

在任何都市里都可能存在这样的角落,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存在这样的角色;在任何非极端的情况下,有理智的现代人都会选择尽快走完脚下的路,从一个地方准时到达另一个地方;此举称得上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体现之一,可那个摄影师,却对这种完美的平衡丝毫没有共鸣。他驻足,他凝视,接着无知而粗暴地踏进画框内,破坏了这和谐、优雅,且寒冷至极的景色。他简直是个化外之民。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有个人坐在电脑前傻瓜似的发抖,仿佛为这野蛮行径耻辱不已?

是啊,真是耻辱。

工藤默默地想。

他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呼吸渐趋平稳。

毛利拎着空箱子从阁楼下来,她角角落落找了一番,只搜刮出三个。当她返回书房时,扫描仪已经在工作了。

“还没有,”他见到她走进来,突然没头没脑道,“但我会找到的。如果不存在,我就去创造。社会学的真谛就是永远看向未来之所在。”

“是的。我从不怀疑。”毛利微笑着说。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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